电影开场时，雨正下得紧，1937年的上海，梧桐叶被雨水砸得发蔫，石板路泛着冷光，镜头穿过一条湿漉漉的巷子，停在一家小小的裁缝铺前，门框上悬着块褪色的木匾，三个字被虫蛀了边角，依稀能辨——“振棠记”。
铺子里，一个男人正低头缝制一件旗袍，他约莫四十岁，头发梳得整齐，却有几缕碎发垂在额前，被汗水黏住，手指修长，指节处有常年握针留下的薄茧，针在他手里像活物，穿过香云纱时几乎没有声音，他叫李振棠。
针脚里的光阴
李振棠的手艺，是这条弄堂里公认的“活招牌”，富家太太们托他做旗袍，会送来上好的苏绣缎面，他量体裁衣时，连对方走路的步幅都算进去——裙摆扫到脚踝还是小腿，得看她是坐轿还是乘车，可他从不摆谱，铺子里的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：一台老式缝纫机，几匹布料挂在墙上，靠墙的木桌上总摆着个粗瓷茶缸，泡着最便宜的茉莉花茶。
巷口卖豆浆的王阿婆说，振棠这人有“匠气”，可我知道，他的“匠”里藏着“倔”，那年月，日本人打到了租界边界，布料飞涨，有人劝他改做军装，说“来钱快，还安全”，他当时正缝一件嫁衣，粉色的缎子上绣着并蒂莲，头都没抬：“军装是保命的，嫁衣是盼头的，命和盼头，我都缝，但不能缝在一件衣裳上。”
嫁衣最后没做成，炮火逼近那晚，一个穿学生装的姑娘冲进铺子，怀里抱着个蓝布包袱，姑娘脸色苍白，声音发抖：“李师傅，我哥哥是学生，这包袱里有传单，您……您帮我藏藏！”李振棠看了看她，又看了看桌上没绣完的并蒂莲，默默把包袱塞进了缝纫机下面的暗格里，那天夜里，他没睡，借着油灯的光，把那件嫁衣的并蒂莲绣完了——线脚密得像姑娘的心事，每一针都绣得极慢。
沉默里的风骨
李振棠话不多，但眼神里有光，他铺子墙上挂着一幅字，是他自己写的：“守心守尺，量量天地”，他说，做衣如做人，量尺寸要准，做人要守得住“心”和“尺”。
“心”是良心，“尺”是分寸，有次，一个汉奸军官找他做中山装，送来块英国毛料，料子好，可那人眼神飘忽，总问他“能不能在袖口里做个暗袋”，李振棠量完尺寸，淡淡说：“暗袋藏不住人心，中山装穿的是体面，不是鬼祟。”军官脸色一沉，第二天就带了人来砸铺子，缝纫机被砸坏了，木桌上的茶缸碎成几瓣，李振棠护着那块毛料，胳膊被划了道口子，血顺着布料往下淌，他却没吭一声。
后来是王阿婆偷偷给他送了药，还是那个学生姑娘，又来了，递给他几块银元：“李师傅，我哥哥说，这钱您拿去修缝纫机，剩下的，买点布料。”他看着姑娘的眼睛，那眼睛像雨后的天空，清亮亮的，他把银元推回去：“姑娘，这钱我不能要，铺子砸了，手还在，针还在，总能缝回来。”
烟火里的归处
战争结束后，李振棠的铺子又开张了，缝纫机是王阿婆帮着凑钱修好的，木桌是木匠师傅用旧木板重新打的，就连墙上那幅字，也是学生姑娘用毛笔重新写的。
他还是每天坐在铺子里，缝衣裳，喝茶，有人问他：“振棠，你就不恨那些砸你铺子的人？”他手里捏着针，头也不抬：“恨？恨能缝好一件衣服吗？针要稳，线要匀，心里有怨气，衣裳就歪了。”
他给那个学生姑娘做了件旗袍，料子是普通的棉布，却绣了满襟的栀子花，姑娘来取衣裳时，脸红得像栀子花瓣，后来听说，姑娘成了老师，穿着那件旗袍站在讲台上，学生们都说，李老师的旗袍，像把春天穿在了身上。
李振棠一辈子没娶妻，有人说他心里装着那个学生姑娘，有人说他把自己嫁给了缝纫机，只有我知道，他爱的不是某个人，不是某件事，是这人间烟火——是王阿婆的豆浆，是巷口卖花的吆喝，是针穿过布料时的沙沙声，是人们穿上新衣裳时，眼里闪着的光。
电影结束时，雨停了，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照在“振棠记”的木匾上，那三个字被雨水洗得发亮，李振棠坐在铺子门口，手里捧着茶缸，看着街上人来人往，嘴角带着一丝极淡的笑。
原来，所谓英雄，不一定非要金戈铁马；所谓伟大，不过是把日子缝得密密实实，把良心藏在针脚里，把风骨穿在衣裳上。
电影里的李振棠，是一个名字，可他活过的那场人间,却比任何传奇都更动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