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世纪女性电影以银幕为镜，勾勒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嬗变轨迹，早期默片时代，女性多被凝视为家庭附庸，随着女权思潮涌动，银幕形象逐渐挣脱刻板束缚：从追求婚姻自主的“新女性”，到探索职业价值的独立个体，再到后期呈现多元自我认同的复杂角色，导演视角从男性叙事转向女性书写，叙事主题从个体抗争延伸至社会结构反思，银幕上的“她”成为时代精神缩影，既映射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演进，也彰显着女性主体性从沉睡到苏醒再到确立的深刻历程。
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剧烈变革的百年——两次世界大战重塑世界格局，女权运动风起云涌，科技发展与文化传播让个体意识逐渐觉醒，在这百年间，电影作为“造梦机器”与“社会镜像”，不仅记录着时代的褶皱，更悄然成为女性表达自我、凝视世界的重要媒介，从默片时代的隐匿身影到新浪潮时期的锋芒初露，从被凝视的“符号”到发声的“主体”，二十世纪女性电影以独特的视角、细腻的笔触，书写了一部关于“她”的觉醒史。
萌芽与隐匿：早期电影中的女性“镜像”（1900s-1940s）
二十世纪初,电影尚处于“发明期”，女性形象多被禁锢在男性主导的叙事框架中，这一时期的“女性电影”（Woman's Film）并非女性创作，而是以女性为主角、迎合女性观众口味的类型片——如好莱坞的“催泪弹”（Weepie）、家庭伦理剧，或是欧洲的“淑女电影”，这些影片中的女性，要么是“天使”（Angel in the House），贤良淑德、牺牲自我，如《一个国家的诞生》（1915）中被动等待拯救的白人女性；要么是“蛇蝎美人”（Femme Fatale），充满诱惑与危险，如《双重赔偿》（1944）中为情杀人的菲比，本质仍是男性欲望投射的“恶之花”。
即便如此,早期电影中仍埋藏着女性表达的种子，1916年，美国导演爱丽丝·盖伊-布兰奇自编自导《厨房里的烦恼》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女性执导的长片，影片以轻喜剧展现家庭主妇的日常琐碎，用幽默消解了传统对女性“家庭天使”的刻板想象，而在欧洲，德国导演莱妮·里芬斯塔尔虽因政治争议备受争议，但其《蓝光》（1932）中，阿尔卑斯山女子的原始生命力与反抗精神，已隐约跳脱出男性凝视的桎梏，这一阶段的女性电影，如同在父权铁幕下透出的一缕微光，虽微弱，却预示着“她视角”的可能性。
反抗与探索：女权浪潮下的“破壁之声”（1950s-1970s）
二战后,随着女权运动第一波浪潮（1940s-1960s）的兴起，女性开始要求“同工同酬”“教育平等”，电影领域也迎来“女性意识”的第一次觉醒，法国新浪潮运动成为重要推手：特吕弗的《朱尔与吉姆》（1962）中，凯瑟琳（让娜·莫罗饰）挣脱传统道德束缚，在爱情中游走、追寻自由，成为“新浪潮女神”的象征；戈达尔的《蔑视》（1963）里，碧姬·芭铎饰演的妻子，以疏离的眼神和破碎的婚姻，撕开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虚伪面纱，这些影片中的女性，不再是被动等待拯救的“客体”，而是拥有欲望与选择的“主体”。
好莱坞“新好莱坞”运动（1960s-1970s）则让女性角色更具反叛色彩。《邦妮和克莱德》（1967）中，邦妮（费唐娜·沃饰）与克莱德并置，她的枪口不仅指向银行，更指向压抑女性的社会规范；《飞越疯人院》（1975）中，麦克墨菲（杰克·尼科尔森饰）反抗体制，但护士长拉契德（路易丝·弗莱彻饰）的“铁血”统治，恰是父权制度对女性“规训”的隐喻——而这份规训，最终由女性自身打破。
更重要的是,1970年代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诞生，为女性电影提供了“武器”，劳拉·穆尔维在《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》（1975）中提出“男性凝视”（Male Gaze）理论，批判